日本社會危機的加�。ㄈ齻�“進一步”）：
1、西方殖民侵略的進一步加強：日本成為西方國家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
�。�1）表現(xiàn)：開國后，西殖民勢力不斷向日本滲透，日本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。歐美國家和廉價工業(yè)品大量涌進日本，如棉織品、毛織品、船只、武器等；日本的原料又源源不斷運往歐美資本主義國家，如：生絲、棉花、油、茶、海味等，致使日本對外貿易迅速增長，1867年輸出為1200多萬美元，輸入2160多萬美元。另外，由于日本國內金銀比價與國際市場比價差距懸殊，列強利用日本黃金價格大大低于國際牌價，大量套購，攫取暴利、致使日本大量黃金大量外流，錢價下跌。
�。�2）影響：激化了日本的社會矛盾。
2、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：
�。�1）人民起義不斷：外國工業(yè)品傾銷，傳統(tǒng)的紡織業(yè)遭到沉重打擊，手工工場紛紛破產，工人失業(yè)，同時由于黃金大量外流，錢價下跌，物價暴漲，洋貨大量輸入、民族經濟遭到打擊，人民生活更加困苦，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，紛紛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抗斗爭，農民起義次數劇增，1865～1867年平均每年發(fā)生55.3起；城市貧民起義次數也顯著增加，1865年～1867年平均每年發(fā)16.6起。
�。�2）幕府統(tǒng)治基礎的動搖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形成并得到發(fā)展，新興地主和高利貨商人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，他們對自己政治上無權的處境越來越不滿；長期受幕府排擠長州、薩摩等西南諸藩，大名也不滿現(xiàn)狀；作為幕府統(tǒng)治基礎的中下級下士，因經濟狀況的日趨惡化，對現(xiàn)實更加不滿，這一切反映了幕府統(tǒng)治基礎的進一步動搖。
3、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(fā)展：
�。�1）原因：
�、傥鞣劫Y本主義國家的殖民侵略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無盡災難的同時，客觀上也刺激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(fā)展。原料的大量出口刺激了生產的發(fā)展，1860～1867年輸入總值增加了5倍多；
②資本主義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式也傳到日本，對日本經濟的發(fā)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；
�、墼陂L期與外國人打交道中，一些有識之士，目睹了工業(yè)文明的優(yōu)勢，開始從國外購進機器，建立工廠，所有這些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(fā)展。
�。�2）影響：西南強藩成為倒幕運動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
受幕府排擠的西南諸藩，大名們看到了幕府的軟弱無能，采取自強的改革措施，如保護和促進工商業(yè)的發(fā)展、創(chuàng)辦西式企業(yè)、改革軍隊和采用洋槍洋炮、整頓財政、廣求人才、鼓勵西學。各藩的改革雖然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(tǒng)治，但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發(fā)展的需要，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(fā)展，后來西南強藩成為倒幕運動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。
導致日本社會危機加劇的根源：
內因：幕府腐朽黑暗的統(tǒng)治、經濟發(fā)展對統(tǒng)治基礎的沖擊。
外因：列強的入侵、民族危機的加深。
社會危機加劇的表現(xiàn)：西方殖民勢力的進一步滲透、日本封建經濟的進一步解體、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、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(fā)展，社會階級結構的進一步分化等。
日本工場手工業(yè)的出現(xiàn)和發(fā)展：
18世紀中期，日本商業(yè)資本開始首先滲入農村的紡織業(yè)。商人以“換棉”（供給農民皮棉，讓其在家紡成紗，再織成布，按成品數量支付工資）、“出機”（供給農民棉紗和織機，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資）等方式逐步控制生產者�！俺鰴C”商人進一步設立自己經營的作坊，從窮苦農家招雇“機織下女”即女工，形成以分工為基礎的手工工場。19世紀前半期，手工工場從紡織業(yè)擴展到油、酒、紙、糖、陶瓷、蠟燭、采礦、海產加工等生產部門，數量也不斷增加。1854年，日本全國雇用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場約有300所。1867年，全國各生產部門的手工工場共約400多所。絲織業(yè)和棉織業(yè)仍是其中發(fā)展較快的生產部門。如：桐生的絲織手工工場達到二百六七十家，每家有織機六架至十架；足利的棉紡織手工工場，通常每家擁有三五十架織機，多的甚至達到一二百架。手工工場的出現(xiàn)和發(fā)展，開始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礎，因而遭到代表舊生產關系的幕府和大名的抑制。但是，當時日本的工場手工業(yè)還未達到高度發(fā)展階段，資產階級也沒有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。
日本明治維新前農民的反抗斗爭：
自18世紀以來，農民的反封建暴動呈愈演愈烈趨勢。在18世紀最初的10年中，農民起義的年平均次數僅為5．5，80年代為22．9，19世紀時農民起義次數增加，30年代起義次數達到279次，60年代前七年就達到194次。農民起義這種愈演愈烈的趨勢表明兩點：第一，農民的處境日趨嚴重惡化。這種惡化主要同日本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封建壓迫和剝削的殘酷性有關。第二，顯示了幕府統(tǒng)治的危機。日本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%，廣大的農民群眾成為反封建的主力軍，形成波瀾壯闊的反封建高潮，這就大大加深了幕府統(tǒng)治的危機。
大鹽平八郎起義：
大鹽平八郎（1793—1837），名后素，字子起，通稱平八郎。14歲襲祖父職擔任大阪市下級警官，是一名下級武士。1816年在家開私塾，講授王陽明的陰陽學說，主張知行合一，著有《古本大學刮目》等書。1836年，當地發(fā)生大災荒，糧價飛漲，富商大戶囤積居奇，大鹽平八郎一再建議大阪官吏和富商救濟災民，但屢遭拒絕，使他十分氣憤。他開始意識到：要想解救饑民，必須下決心以武力來推翻惡政，鏟除奸商，于是著手組織起義。起義原定于1837年2月19日晚進行，由于叛徒告密，被迫在清晨倉促起義。起義者沿途炮擊貪官污吏和奸商的住宅，使大阪的官吏巨商膽戰(zhàn)心驚，他們一面開倉濟民，一面調兵鎮(zhèn)壓。到下午兩點，在幕府重兵圍攻下，起義軍雖經激戰(zhàn)，終因寡不敵眾，難以支撐。大鹽見大勢已去，急忙解散隊伍，率心腹逃走。3月，大鹽被官兵發(fā)現(xiàn)后，不愿被捕受辱，引火自焚而死。大鹽起義雖告失敗，但卻有重要歷史意義。它是由下級武士發(fā)起和領導的，并主動聯(lián)結農民和城市貧民進行的第一次暴動，它把從前的分散、自發(fā)、局限于反對當地封建領主的農民暴動向前推進了一步。由于這次起義是發(fā)生在號稱“金庫”的重鎮(zhèn)大阪，震撼了幕府的封建統(tǒng)治。